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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巾帼英杰——王亦侠

尧都巾帼英杰——王亦侠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隆重发行了一套“巾帼英雄”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庄重精美的邮票上,“王亦侠”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其青年时代的俊照,光彩照人。有汾河侠女之称的王亦侠,是从临汾市尧都区走出去的一位巾帼英杰和革命志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曲折坎坷,奋斗不止,充满传奇。映射着革命理想的光辉;承载着历史风雨的信息;镌刻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凸显着奋发图强的精神;多彩而厚重。

启蒙成长

王亦侠,1903年9月18日出生于临汾市尧都区土门村。幼时起名王英如。顾名思义,父母对自己的宝贝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其长大成人后能像英雄一样,成为女中豪杰,有所作为。

临汾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因临近汾河而得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是晋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临汾盆地及汾河流域,土地肥沃,盛产粮棉,经济殷实,民生富裕,环境优美。历有“北方江南”和“三晋粮仓”之称。土门是一个大乡镇,处于吕梁山南麓的东南边缘,系西部山区与汾河平川的交接之处,是镶嵌在临汾盆地边沿上的一颗明珠。历史上,土门是北通五府,南达八县,东抵平阳,西控吕梁的要冲和富裕之乡。土门山川相衔,五谷杂粮,旱涝保收,百姓生活相对殷实。这些优越的条件,为王亦侠的成长,从客观上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王亦侠有一个和睦温煦的家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尤其是她的父亲王方儀,对其一生影响极大。王方儀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晚清光绪年间最后一批科举秀才。他思想比较开明,认识与时俱进;性格开朗豪爽,处事直率坦诚;天资聪慧勤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是临汾河西一带远近闻名的贤达之士。王方儀种过地,教过书,开过粮店,当过伙计,做过大掌柜。还在临汾城内创办过面粉厂和轧花厂,成为小有名气的地主兼资本家。并在陕西华山当过道士,道号“懒道士”,曾潜心钻研道教的奥秘。王方儀多才多艺,见多识广,不断创业,多有建树。虽屡有坎坷和挫折,但经济上仍较充盈,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舒心。精明能干而出彩的父亲和三世同堂温馨的家庭,成为王亦侠茁壮成长的摇篮和港湾。

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王方儀,有知识,有文化,并多经历练,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主张“男女平权”。他对王亦侠格外呵护,疼爱有加。常对人说:“我绝对不会用金银财宝给我家女儿做嫁妆。我陪送她的是学问,供她读书,让她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他坚信:“我家女孩绝不比男孩差。英如将来定能成为一个女中豪杰!”从孩提时期起,就非常重视对王亦侠的教育和培养。王亦侠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滴,都与父亲息息相关,父亲都及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支持。

当时,女孩子从小就必须缠足,否则,就有伤风化,大逆不道。亦侠四五岁时,按照旧风俗,奶奶和母亲就背着父亲给她缠上了足。王亦侠对缠足非常不满,对封建旧俗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理。时常偷偷跑到河边无人处,解开缠裹的脚布,将疼痛入骨的双脚放松放松,放在石头上晾晒。以此宣泄对旧习陋俗的愤慨,抗拒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害。在外经商的父亲得知此情,心如刀割,气冲牛斗。即刻从河南专门寄回家书,严肃警告说:“如果你们给英如缠了脚,我回去就用斧子把她的两只脚给剁掉!”吓得奶奶和母亲急忙把缠脚布解了,王亦侠的双足得以解放,成为当地妇女保持天足的第一人。事后,每当谈起缠足之事,王亦侠深有感触地说:“我很感激父亲,如果裹了小脚,我的命运就同大多数女孩一样凄凉,后来也无法求学深造,并走上革命道路,更不能带兵打仗了。”

为了让王亦侠能受到较好的启蒙教育,在其6岁时,父母便请村里的教书先生教她认字写字。因年令幼小,贪玩俏皮,经引导管教,常此以往,逐渐才产生了读书的兴趣,养成了认真学习的好习惯。

1911年,也就是王亦侠8岁时,为了让其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把她送到临汾城内的一所私立女子小学读书。除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外,学校的集体生活让其能接触到了更多的外部世界,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整天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她感到十分快乐和新鲜,很是兴奋。不久,她又进入临汾女子小学读书。其聪敏勤奋,好学上进,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求学进步

1917年,王亦侠时年14岁,品学兼优的她,在强烈求职欲望和追求进步思想的驱使下,考入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青少年时期,是人生道路上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阶段。豆蔻年华的王亦侠,来到太原求学之后,一方面在文化知识上不断充实提高,在求知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人士和许多新鲜事物,见了世面,扩大了视野,思想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山西是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太原后,省城的青年学生们义愤填膺,闻风奋起,各学校相继成立了学生会,致电表示拥护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太原支持和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潮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省城各校学生克服种种困难,突破层层封锁,纷纷冲出校园,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与此同时,太原青年学生们集会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西大学和省城其他学校又联合致电北京政府,激情四射的电文写道:“天祸中华,内外交集,推厥祸源,日人不淑,首都学界,仗义歼奸。而田赋抵押,实速卖国,青岛不还,真同绝命。生等亦有血气,宁能缄默!”三晋学子们的爱国情感,跃然纸上。五四运动震撼山西,在三晋大地涌起轰轰烈烈的学潮。而对山西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它以雷霆万钧之力,打开了山西人民的心扉。从此,在省城太原和全省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研究新思想、新文化的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建起来。

此时,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王亦侠,已萌生追求进步的初始理念,抱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与女师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涌入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在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下,王亦侠开始接触时事政治,参与社会实践,不断历经磨炼,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此,她在坚持认真学习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的阅报亭和阅览室翻阅《新青年》、《湘江评论》、《独秀文存》和山西创办的《平民周刊》等进步书刊,广泛接触了一些马克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她思想上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愤世嫉俗,逐步激起了她对封建社会制度更深刻的仇恨,一心向往建立一个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的大同社会。

在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王亦侠接触到了一些巾帼革命志士,在几年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深刻影响。在学校的阅报亭和阅览室,她经常遇到一位年令比其稍长的女同学,而且每天总是走的最晚,她就是后来成为山西著名的女革命者刘亚雄。她们俩经常一起抨击时政,探讨救国的真谛。因为二人情趣相投,志向一致,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在王亦侠心目中,刘亚雄大姐是其十分崇敬的革命女性之一,是她学习的革命偶像。此阶段,太原女师的同学中,还有石评梅(毕业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与山西革命先驱、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高君宇,结为伉俪,献身革命)等杰出女士。她们的先进思维和革命言行,对王亦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获益匪浅。

1921年,王亦侠从省立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她和许多同学一样,向往考入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山西当局规定,不准山西的大学招收女生。毕业生们联名上书省政府,强烈要求废除这项不合理的规定。但是,女师毕业生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当局的无理拒绝。王亦侠和同学们对无端歧视女性的规定及行为非常气愤,更加憎恨反动的封建制度。

由于封建枷锁的束缚,王亦侠继续升学的愿望化为泡影,无奈之下只得返回故乡临汾。由于她师范毕业的背景,以及其丰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先后被聘为临汾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和临汾女师附小教导主任,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授疑解惑的园丁。

投身革命

一个18岁的女孩子,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体面的职务,并小有成就,崭露头角,已是受人尊敬和令人羡慕。但是,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心存远志,忧国忧民的王亦侠,不安于现状。在工作之余,却心思重重,寝食难安,仍朝思暮想着如何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夙愿,继续升入高等学府深造,以寻求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1923年,工作了近两年的王亦侠,恰好20岁。她决然弃教从学,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只身前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发展,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多年以后,人们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王亦侠坦率地说:“我当时年轻,思想还比较幼稚单纯,脑子里就想着一句话:‘世界大同’。因为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境界。我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的人都学会世界语,语言通了,世界就可以大同了。”

王亦侠升大学的愿望经过曲折坎坷,如今终于实现了,心潮澎湃,喜不自胜。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全神贯注,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投入新的学习生活,如鱼得水般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她除了在学校主修世界语的专业外,还千方百计学习和涉猎更多的知识。想方设法挤出时间,经常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旁听知名教授们的讲课和专题辅导。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以其尖锐犀利,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一时期,鲁迅经常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王亦侠听了鲁迅先生标新立异而言近旨远的讲课后,感触颇深,耳目一新,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每逢鲁迅先生讲课,王亦侠一定到场聚精会神听讲。鲁迅先生的讲授及其新思想、新文化旗帜鲜明的超前理论,对王亦侠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亦侠在京求学期间,是其人生道路上十分重要而关键的转折阶段,德艺双馨,收获颇丰。一方面,在高等学府集中精力认真深造,在学识上扶摇直上,大有长进,成为出类拔萃的才女。另一方面,在京城接触广泛,信息畅通,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思想认识上豁然贯通,不断提升,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除此以外,在北京期间,王亦侠还出乎意料地获得了额外的重大收获,找到了她如意的另一半,并喜结连理。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她有幸结识了高一年级的同学、山西同乡张稼夫。张稼夫与王亦侠同令,是山西省文水县人,曾用名法古。毕业于山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在校时任学生会主席,曾组织农专学生积极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张稼夫思想进步,崇尚正义,向往革命。在太原时,结识了回乡创建党团组织的高君宇(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山西省革命先驱和党团组织创始人)。1921年5月,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张稼夫和王振翼、贺昌、李毓棠、贺凯、梁震、武灵初、姚錞成为第一批团员。并与王振翼、贺昌等人集资入股创办了晋华书社,推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主义讨论集》以及《先驱》、《政治生活》、《向导》等进步书刊,书社还翻印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成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张稼夫自己也创办了一个书社——真理之社,募捐和收集许多进步报刊和书籍,供同学们阅读,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

张稼夫出身贫寒,可谓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学生,与王亦侠相对富裕的家庭经济条件差距甚大,门不当,户不对。但是,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较多影响的王亦侠,不嫌贫爱富,而看中的是本人的思想品德和素质能力。对这个曾是“学生领袖”的精干山西小伙子,十分欣赏,并情有独钟。二人相识后,一见如故,深感相知恨晚。经过一段相处和自由恋爱,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互吐衷肠,情深意切,俩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于1924年结为革命伴侣,齐心携手,共同革命。

这一阶段,正处于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推出新三民主义的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逐渐由南方扩大和推向北方。北京政局动荡,风云变幻。王亦侠和张稼夫没有沉浸于新婚后甜蜜安逸的生活,而是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王亦侠支持丈夫张稼夫,参加了由学生组成的“敢死队”,英勇无畏地开展革命活动。

黄埔女兵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取得了节节胜利,武汉瞬时成为举国瞩目的大革命中心。

王亦侠和张稼夫夫妇二人获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首次开始招收女兵。王亦侠决心投笔从戎,去报考黄埔军校,两人商定离京南下去报考。张稼夫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不能立即离开,仍需暂留北京。她们当时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而心情急切的王亦侠毅然决定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单独启程先行。她乘车换船,历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抵达武汉。她孤独一人抱子负重,不远千里,赴鄂赶考的行为,被传为佳话。《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报考中央军校》的报道,一时成为轰动武汉三镇的热点新闻。人们在惊讶之余,深表敬佩。

武汉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不胫而走,并得到了广大女青年的积极响应,报考者多达两三千人。由于报考人数太多,校方只好把招生名额增加到近200名。军校招生的考试录取工作非常严格。此时,她正式由原名王英如更名为王亦侠。由于其经过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和北京世界语学校的多年读书学习,以及教学工作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文化知识的功底较为扎实,对政治常识和革命理论也有着清晰的认识理解,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位于初试前10名之内。再经复试体检,被军校正式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名女战士。王亦侠是山西籍唯一的女学员。

王亦侠正沉缅于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兵的欣喜之中,忽然想到了孩子,紧接着又陷入两难的沉思之中。孩子怎么办?此时,张稼夫按原先的约定也已赶到武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整天忙于上课和训练,投身于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孩子由谁照顾?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无暇顾及孩子。王亦侠确实进退两难,愁眉苦脸,上学革命和抚育孩子,两者都难以放弃和割舍。在束手无策,难以两全的万般无奈之下,王亦侠考虑良久,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革命,被迫忍痛割爱,流着眼泪将幼小的孩子寄养到一位贫苦的洋车夫家里。独自到军校报到,开始了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

武汉军校成立女生队,是当时军校的一大创举。它的诞生,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王亦侠等军校女兵,换上了统一的军装,清一色的灰色军服,头戴大沿帽,整齐划一的男式短发型,佩戴着醒目的胸章,腰间扎着闪闪发亮的皮武装带,并一律打着绑腿。女学员们一个个无比威武,英姿飒爽,成为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和授枪仪式。当王亦侠听到指挥员高喊自己的名字时,立即响亮地答应“到”,然后迈正步走到队列前,用双手接过钢枪。和女学员们一起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誓与枪共存亡,人在枪在!”这是王亦侠平生第一次拿枪,也是其最难以忘怀的时刻。她异常振奋,久久不能平静,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紧握革命的枪杆子,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到底!”

这批女生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后和男生一样分配到部队当军官。女生队的学习训练科目也同男生队一样,涵盖了全部基本军事常识和技能,以及战术要求等。军事训练课非常严格,也十分艰苦。而女生比男生要克服更多生理身体方面的困难。王亦侠和女生们巾帼不让须眉,学习热情高涨,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比男生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圆满完成了各项军事训练。王亦侠各项训练成绩都很出色,尤其是射击更为突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她能用双手双枪射击,且枪法精准,这都源于军校严格训练的结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一所新式军政学校。实行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派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参与领导、管理和教学,并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既注重学员的军事素质培养,也重视学员的政治教育养成。重点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军校内政治空气十分浓厚。相对而言,黄埔六期学生的政治素质更好一些。共产党员较多,追随革命和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学生占主流,右派势力很小。政治教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因此,武汉军校的革命势力和进步力量很强,成为主导,到处呈现出踊跃革命的氛围。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力量。王亦侠在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学习深造和锻炼,对其理想信仰的转变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般每天下午为政治课学习时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原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王亦侠这一期,讲授政治课的教官主要是恽代英、沈雁冰和许德珩等。恽代英主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主讲妇女解放运动;许德珩主讲《共产主义ABC》。军校还邀请有关领导和社会名流以及知名教授学者到校讲授政治理论及形式教育等。当时的著名共产党人彭湃、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都讲过课。

王亦侠和在太原、北京读书时一样,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兼收并蓄,恨不得把所有的真知灼见,文治武功,尽收囊中。除了认真听课、训练和仔细阅读教材外,自己还订阅了《革命军报》、《革命青年报》和《中央日报》等刊物,广泛阅览。通过学校较为系统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理论的深入学习,特别是共产党宣传的马列主义精髓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对王亦侠的思想触动很大,促使其由初步的朴素革命思想,逐步升华为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革命者。这是王亦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她深深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政党。坚定了她跟共产党走,坚持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王亦侠及女生队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得到有益的锻炼。根据形势需要,军校经常派出男女学员以纠察队的名义在武昌日夜巡逻,以加强卫戍工作。为了培养和提高女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宣传能力,女学员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向群众演讲打倒列强,打倒土豪等革命道理。女生队还参加了妇女协会组织的一些革命宣传活动和武汉市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盛大集会。王亦侠及女生队还深入纱厂等大型厂矿进行调研和宣传。王亦侠亲眼目睹了纱厂女工繁重的劳动及悲惨状况。每个女工至少要操作两排机器,马不停蹄地奔波忙碌,汗流浃背,苦不堪言。不少人的机器旁边还放着一个箱子,走进一看,里边竟然装的是女工们熟睡的婴儿。孩子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都落满了飞絮,简直成了一个小“棉花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触动了王亦侠敏感的神经,同为母亲的她情不自禁地留下了悲伤和同情的泪水。由此,她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血汗的《剩余价值论》的精辟论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翻身闹革命的壮举有了切身的体会。

王亦侠和武汉军校的学员们,还曾被编入著名的北伐将领叶挺的麾下随军西征作战,番号为中央独立师第3团。叶挺师长在战前动员时,强调指出:“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要勇敢坚强,担当起当前的革命重任。”能够成为“铁军”中的一员,男女学员感到光荣和自豪,决心以卓越的表现,接受战斗的洗礼和锻炼。

在叶挺的指挥下,男生队开赴前线作战杀敌,女生队编入前线政治部担负政治宣传、伤员救护和警戒保卫等战斗勤务工作。女兵们全力以赴投入作战行动,按照各自分工,通过刷标语、发传单和口头宣讲等多种方式,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作战。与此同时,女生们还帮助当地恢复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在作战中,王亦侠和女兵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由于激烈的战斗和繁忙的战勤任务,王亦侠和女战友们时常不能按时吃饭,忍饥挨饿。渴了,喝山间的溪水;饿了,就打起精神坚持着。夜晚露营野外,铺军毯,盖雨衣。适逢南方的梅雨季节,潮湿加寒冷,长期生活在北方的王亦侠,更是痛苦难奈。另外,由于整天行军奔波,很多女兵的脚磨出了血泡,两腿也象注了铅似的,举步维艰。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女兵们没有被压垮,而是坚韧不拔,迎难而上,互相鼓励,坚持战斗。

跟随叶挺的这次征战,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王亦侠和所有女兵们终生难忘的一段实战经历。通过这次作战的锻炼和考验,女学员们逐步成为思想成熟,体魄健壮,意志坚强和文武双全的革命女战士。她们在征战中的不俗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当时,《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女学员撰写的《从军日记》,引人注目,影响广泛,轰动一时。在凯旋后的庆祝胜利中,为褒奖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兵的非凡表现和显著成绩,湖北省妇女协会特向女生队颁发了一面“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锦旗。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激起了军校学员们的极大愤慨。军校拥护革命和追求进步的学员们,迅速掀起了反蒋洪流。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两党彻底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就在革命处于艰难险阻的低潮阶段,一心向往革命的王亦侠,毅然向军校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张去非同志介绍,1927年6月,王亦侠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大革命失败,军校决定让学员提前毕业。1927年7月18日,军校举行了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男生队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分流,以保存革命力量。恽代英在大会上对学员的临别赠言中,慷慨激昂地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一批中国第一代革命女战士,没有辜负军校和共产党的培养,她们时刻牢记毕业时的临别赠言。“革命”二字象灯塔一样,照耀着她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她们中,有的人英勇地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有的人毅然加入红军的战斗行列,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人回到家乡闹革命,参加了各地的革命武装暴动;有的人不惧白色恐怖,机智勇敢地从事党的地下秘密斗争;有的人不幸被捕后,沉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有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拿起武器,浴血奋战,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名垂后世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和游曦、胡筠等先烈,就是黄埔女兵中的杰出代表和光辉榜样。王亦侠和她的女战友张瑞华、曾宪植、黄杰、陶桓馥、危拱等,历经无数的艰险曲折,忠贞不渝,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终生。

辗转革命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革命运动,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大革命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斗争的磨砺,一步步走向成熟。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最艰苦的危难之中。广大共产党人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王亦侠和张稼夫妇夫这对热血革命青年,双双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她们一个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个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暴风骤雨的洗礼。就在这风刀霜剑,局势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王亦侠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突发疾病,不幸夭折。这一晴天霹雳的沉重打击,令王亦侠这位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心胆俱碎,悲痛欲绝。面对大革命失败和痛失亲子的双重打击,王亦侠没有倒下去,一向坚强的她,擦干了眼泪,振作起精神,毅然选择了和丈夫一起继续革命,坚持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张稼夫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留在武汉协助曹汝谦从事兵运工作。

此时,王亦侠因怀孕在身,行动不便,无法随军行动,组织上安排她留在武汉,以汉口工人子弟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支持和掩护丈夫张稼夫完成兵运工作。王亦侠对丈夫的工作十分支持,竭尽全力掩护配合。情况危急或者任务紧迫时,王亦侠不顾有孕在身,和丈夫一起行动,密切合作,掩护配合,共同携手完成任务。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清党”及“分共”逆流中,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受到重挫,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秘密迁往上海,。武汉的兵运工作结束之后,在腥风血雨的险恶形势下,王亦侠和张稼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王亦侠也即将临产,行动更加不便,只得暂时留在第18师师长张轸(国民党左派,解放战争率部起义)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王亦侠支持和催促张稼夫只身去上海,北京寻找党的组织。

张稼夫孤身只影,跋山涉水,先后到上海,北京四处寻觅自己的组织。虽然历经艰辛,费尽周折,还是未能接上关系,失望而归。夫妻俩只好一起回到王亦侠的家乡山西临汾。而此时的山西也是黑云压城。阎锡山被蒋介石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山西全省实行“清党”,四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由于叛徒的告密,阎锡山当局已经对她们夫妇发出了通缉令,临汾和各地的城门上都贴满了通缉布告。致使她们二人在原籍难以立足,无法安身,并随时充满了危险。

王亦侠、张稼夫这一对情侣,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心有不甘,仍渴望和期盼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尽快投入党的怀抱。于是,两人商定,王亦侠带出生不久的孩子赴陕西榆林农村当小学教师,以等待时机。张稼夫则再去上海、北京继续寻找党的组织。王亦侠和张稼夫这一对亲密无间,如胶似漆的情深伉俪,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和神圣事业,颠沛流离,各奔东西,天各一方。

张稼夫遵照王亦侠的嘱托,又一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征程。他辗转千里多次往返于上海、北京这两座大都市,四处秘密打听,仔细寻找线索,千方百计寻索党的踪迹,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屡屡失望的张稼夫,没有灰心丧气,更不会放弃。每当他想起妻子王亦侠想望党的急切心情,以及其眼睛里透出的殷切企盼,他就浑身充满了力量,鼓足勇气,继续探寻。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张稼夫终于在上海通过潘汉年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归到党的队伍中,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稼夫在第一时间将这一喜讯告给了苦苦等待中的王亦侠。她随即赶到上海,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担负起掩护丈夫开展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

后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到南京,王亦侠和张稼夫也随之迁移。1932年1月,张稼夫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会书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王亦侠全力掩护、配合和支持张稼夫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珠联璧合,砥砺担当,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日司令

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进犯华北,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稼夫和王亦侠这对充满爱国主义的革命夫妻,一马当先,果断作出抉择,辗转北上,回到老家山西,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略。

张稼夫和王亦侠回到家乡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投入了新的斗争。张稼夫先在文水县建立联络部,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并同时兼任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和文教委员三职。此后,又先后任中共晋西南省委和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驻晋南代表和宣传部部长等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领导全省的抗日斗争。期间,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要求,确定二十天在晋南扩军3000人的任务,并责成由张稼夫负责具体承办。仅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为八路军及时补充了一批强壮的兵源。他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勤奋努力,不断为抗日斗争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亦侠回乡初期,先在省城太原,以牺盟会会员的身份,从事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共山西工委初建时,上级派来的工委秘书长徐子荣等几位同志就住在王亦侠家。在家里秘密接头,开会谈话,刻印文件,开展工作。王亦侠竭力掩护配合,很快打开了局面。1937年春,王亦侠受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部长赵仲池的派遣,以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返回临汾恢复党的组织。

临汾是山西建党较早且党员较多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立足临汾领导全省的革命斗争。红军东征时,亦在该地区帮助创建了一些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但由于阎锡山当局连续不断的残酷镇压,党组织被破坏殆尽。

王亦侠回到故乡后,立即着手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她充分利用本地人情况熟的有利条件,秘密行动,四处串联,积极发动,慎密发展党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临汾河西的乔家院组建了中共临汾县支部。王亦侠任书记、组织委员王金林,宣传委员朱剑白。党支部先后驻乔家院和临汾女子师范学校等处。中共临汾县支部具有中心县委的职能,负责联系和开辟临汾、浮山、襄陵和赵城等县的工作,直接上属中共山西工委领导。从此,共产党又重新在临汾逐步秘密活动起来。王亦侠以炽热的激情,在临汾点燃了抗日的革命烽火

1937年10月,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党员队伍的壮大,以及抗战形势的变化,为了统一领导临汾、浮山、襄陵等县的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临汾县支部,成立中共临汾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下属组织有临汾县二区、四区两个区委,以县牺盟分会为掩护开展工作。王亦侠改任第二区区委书记,区委驻地土门镇,主要活动于亢村、坟上、鸦儿沟一带。这一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是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创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担任区委书记后,王亦侠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抓紧开展抗日斗争。

土门村是一个拥有2000多人的集镇,西倚吕梁山,东临汾河川,是晋南重镇临汾通往蒲县、隰县西山诸县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曾驻扎于土门镇的东涧北村。与土门镇相邻的刘村镇,抗战初期一度被人们誉为“小延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杨尚昆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曾在此领导抗战。先后举办党员训练班和八路军学兵队,培训了一大批抗日骨干。一时,汾河西岸一带熙来攘往,人声鼎沸,抗日活动如火如荼。

王亦侠作为区委书记回到生养她的土门村后,心情格外激动,信心倍增。她深刻意识到:首先,这里是自己的家乡,人地山水都熟悉,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热潮。其次,自己长期受党的教育培养,历经曲折和磨炼,曾任临汾县党的负责人,一定要把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日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再者,作为黄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作战能力,一定要揭竿而起,建立游击队,武装抗击日寇。她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已愈而立之年的王亦侠,日趋成熟老练,经常与县委和省委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省委书记林枫等领导同志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鼎力支持。王亦侠负重致远,厉兵秣马,在自己的家乡,燃起抗日的熊熊烈火,续写其人生道路上的传奇。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她以牺盟会的名义积极开展工作。她深入山庄窝铺,走街串巷,访贫问苦,与父老乡亲们谈形势,说抗日,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在土门村成立了牺盟会、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组织,紧接着先后在各村也相继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并利用传单、报纸、漫画、标语、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灵活现的宣传活动,使抗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整个第二区形成了浓厚强烈的抗日氛围。阎锡山当局委任的区长刘存绪,抵制抗日,多行不义,民愤较大,王亦侠组织和发动群众公开批斗反动区长,群众把其捆绑起来送到县里,迫使当局撤换了区长。

与此同时,王亦侠对在抗日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出身贫苦、抗日坚决、表现突出的青年,她不断启发引导,重点培养,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抗日骨干力量。王亦侠代表党组织先后秘密吸收和发展李康、张俊、苏伟、李文合等一批优秀青年为共产党员,成为抗日的中坚。土门镇多数村庄逐渐都有了共产党员。几个大村还秘密建立了党组织,使蓬勃发展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王亦侠号召和动员全区各村都建立起了抗日自卫队。并在各村选拔出200多名队员,集中到区里脱产轮训,每期三个月。为了解决自卫队所需的粮食和经费问题,王亦侠动员各界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她说:抗日是全民的事情,匹夫有责。现在大多数的穷苦农民都参加了自卫队,有钱的财主和富人就必须摊派捐助粮食和钱财支持抗战。王亦侠的母亲进步开明,坚决支持抗日,一次就带头捐献了四五十担粮食。并大声说:这些粮食不给咱自卫队吃,日军来了就得喂那些鬼子们!此举,带动了其他一些有钱人也纷纷捐献粮钱。

太原失守后,临汾岌岌可危,形势严峻。王亦侠以土门村的抗日积极分子和党员为骨干,又从东羊、柴里等村选拔了一些爱国青年,组建了脱产的区抗日武装自卫队。并组织实施政治和军事训练。

为了解决武器弹药问题,王亦侠与新任区长张腾天协商谈判,经请示上级,提供了一些装备。一天,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军需处的两人赶着两匹骡马驮着枪支前往蒲县,路过土门时被王亦侠率自卫队挡住,通过软硬兼施做工作,给那两个人开具收条,把30多条枪留给了区自卫队。另外,王亦侠又组织自卫队从国民党和阎锡山军队溃退的散兵游勇手中收缴了不少武器弹药。枪多了,人也多了,队员们情绪高涨,自卫队很快扩大到100多人,后又发展到300多人。

王亦侠在区自卫队还成立了党支部,亲自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自卫队中吸收发展了不少党员,多数班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使自卫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编为临汾县民众武装模范自卫总队第2大队,后整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2纵队临汾县游击队第2大队.王亦侠任政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郝玉玺、董志信分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

王亦侠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也是领导指挥者。她在黄埔军校所学到的军事技能和指挥技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和发挥。她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胆识超群,指挥若定。她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带领游击队出其不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屡屡取胜。在临汾河西一带影响很大,颇有声望。大家亲切地叫她“王大姐”,尊称她为“咱们的女司令”。

有一次,游击队在田村和南庄之间,伏击一队从临汾城开往蒲县的50余名日军,武器虽然没有日军的精良,但大家英勇顽强,斗志昂扬。在王亦侠的灵活指挥下,队员们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迂回、穿插和包抄,以猛烈火力打击敌人,经过30多分钟的激战,将日军击退。击毙日本鬼子10多个,其余仓慌逃窜回城内,缴获枪支20条及不少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锐气。1938年3月初的一天,得到柴里村报告,4个日本兵进了村子,要吃要喝要花姑娘。王亦侠立即派张俊、王麻元和王丁玉等游击队员迅速赶往柴里村,巧妙设计,一举将4个日本鬼子全部消灭,缴获步枪4支。日本鬼子气急败坏,惊恐不已,再不敢在这一带轻举妄动。

1938年9月,王亦侠根据省委指示赴延安学习。她虽然离开了战斗一线,但在其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的影响下,她所创建的游击队和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以“王大姐”和“女司令”为榜样,中流击辑,冲锋陷阵,继续与日伪军巧妙周旋,殊死抗争,直至抗战胜利。

每当回忆和谈及这一段抗日经历,王亦侠就会情随事迁,感慨系之,深有感触地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游击队的战士们用血肉筑起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他们英勇杀敌,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追逐梦想

振兴中华是王亦侠始终不渝的追求和梦想。从她入党的那一刻起,就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执着奋斗。为了早日实现梦想,王亦侠和张稼夫这对革命情侣,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将生死和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地奋斗追逐。为了革命事业,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时而聚合,并肩战斗;时而分离,各自为战;时而高举旗帜,冲川撞府,披坚执锐,与敌顽强厮杀;时而转入地下,隐姓埋名,栉风沐雨,在看不见的战线上默默奉献。

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王亦侠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同时,她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忍受着极大的痛苦。1938年9月,王亦侠奉命去延安学习,并带着她3岁的女儿同行。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此前,由于她为革命四处奔波,无法照料孩子,四个孩子先后夭折。孩子们一个个失去,作为母亲的王亦侠痛苦万分,但这并没有影响她革命的决心,擦干眼泪,又挺身投入追逐梦想的斗争。

王亦侠在延安的学习生活结束后,重返抗日前线。从此,根据党的需要,不断转换地点,变更岗位,忠肝义胆地为党工作。1939年春,王亦侠返回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任区党委妇女委员。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支援抗日前线。1940年2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合并,组成中共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绥地区党的工作,张稼夫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亦侠在妇女委员会工作。两人分工合作,密切协同,为巩固和扩大晋绥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1940年9月,王亦侠和丈夫张稼夫又奉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计划派他们夫妇前往上海,以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因发生了皖南事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情况发生了变化,未能成行。后来,张稼夫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南方组组长,王亦侠则在中共中央情报部任教育科科长。在延安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她们两个互相鼓励,并驾齐驱,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1944年春,王亦侠重新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任晋西区党委妇委会委员,继续从事妇女工作。1948年5月,临汾解放。王亦侠和张稼夫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再次回到家乡工作。她担任中共晋南工委妇委会书记、中共临汾县委委员和临汾县妇联会主席。在新的形势下,她继续主抓自己十分熟悉的妇女工作。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尽心竭力,谱写了新的篇章。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为了支援和开辟大西北,王亦侠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3年,她又调往首都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戎马征战了20多年的王亦侠,终于安顿了下来,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她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一如既往地扑下身子,脚踏实地地做好党务工作。为了实现自己苦苦追逐的中国梦,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样一干就是30年,直至1983年,年届八旬的王亦侠正式离休。

一生充满传奇的尧都巾帼英杰王亦侠,1993年8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为其光前裕后的传奇人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她的骨灰撒在了故乡美丽的汾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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